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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這裡又歸結為每100投資所生產的利潤量的差別，而這又是因為剩餘價值量有差別。
這第二個例子和前一個例子的差別僅僅在於：在第二個場合，既然技術基礎相同，所以A和B之間的平均化，僅僅要求A或B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發生變化；而在第一個場合，因為兩個生產部門的技術構成本身不同，要實現平均化，就必須改變技術構成。
因此，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同資本的絕對量無關。問題始終只是：每100中有多少可變資本，有多少不變資本。
可見，用百分比計算的不等量資本，——或者說等量資本，在這裡是一樣的，——在工作日相等、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會生產出極不相同的利潤量，因為它們會生產出極不相同的剩餘價值量；而這又是因為在不同的生產部門由於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它們的可變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們所推魂的活勞動量也就不同，它們所佔有的剩餘勞動量，即剩餘價值從而利潤的實體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產部門，總資本各個相等的部分，包含著剩餘價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資本100所推動的勞動量，從而它所佔有的剩餘勞動量，取決於它的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個百分比構成為90c+10v的資本和一個10c+90v的資本，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會生產出同樣多的剩餘價值或利潤，那就非常清楚，剩餘價值，從而價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勞動，而是別的什麼東西了，而這樣一來，政治經濟學就會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礎了。如果我們仍舊假
定一鎊等於一個工人一週60個勞動小時的工資，剩餘價值率＝100%，那末很清楚，一個工人一週內能夠提供的總價值產品＝2鎊；10個工人一週內能夠提供的總價值產品不會多於20鎊；並且，因為這20鎊中10鎊用來補償工資，所以，10個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不會多於10鎊；然而，90個工人——他們的總產品＝180鎊，他們的工資＝90鎊——卻會創造出90鎊剩餘價值。因此，利潤率在一個場合是10%，而在另一個場合是90%。如果不是這樣，價值和剩餘價值就必定不是物化勞動，而是別的什麼東西了。可見，因為不同生產部門按百分比考察的資本，——或者說，等量資本，——是按不同比率分為不變要素和可變要素的，它們所推動的活勞動不等，因而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從而利潤也不等，所以，它們的利潤率，即剩餘價值和總資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