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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裡？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九年，舊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只有蘇聯，是真誠支援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撒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麼？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裡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斯大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1925年10月7日鮑羅廷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佈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訊息傳遍全國，有志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札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裡，白雪重壓著樅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奪爭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長：他熱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個普通人。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