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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讲过这种心态，他写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胆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在宁都会议上，有多少人抱有这种心态在发言？
“这是严肃的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和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爱憎分明嘛！”顾作霖立即跟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没有跟毛泽东划清界限。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清算错误？”
“对，先打态度！”
又有人更为疾言厉色向上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会议出现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应持的立场。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却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奖有罚，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战斗者们仿佛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目光巡视着会场。
陈毅看到这种局面，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将遭到加倍反击。他不理解，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他观察着周恩来，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对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和无理而又自信的态度，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的战争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顾一味地贯彻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理的呼声。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面对所有后方的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周恩来以难言的苦衷说：
“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却扭住不放，他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根本事实，你们就是不想听！”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你们总让人把话说完嘛。”
“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得不坚决！”项英严厉地说，“这里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