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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稱頌明軍討寇如何合理合法,一面又各種指責倭寇叛軍的野蠻。
這等言論,顯然對天下的軍民大有影響。
大明的諸多學者,似乎一下子反過來了。
以往以儒家為首,提倡與民休息的大儒如今銷聲匿跡。
而叫囂要在天下四方討逆的學者,他們的文章,幾乎漸而成了主流。
倒不是因為,以往的大儒,他們的言論沒有道理,儒家經過了千年的理論完善,他們的理論體系,顯然要比新學的學者們,要紮實的多。
真正的原因就在於,現在幾乎各大能夠見諸報端的文章,幾乎對於以往的大儒文章都拒之門外,而對那些提倡討逆的文章,卻極為青睞。
報紙的傳播力,是從前講學模式的十倍甚至百倍,而叫囂討逆,即可獲得豐厚的稿費,得到巨大的聲望,反觀現在的大儒,卻已開始窮困潦倒,費勁腦汁的寫的文章,卻幾乎鮮有傳播,此消彼長,可見一斑。
且隨著一篇篇文章的出現,大量的學者,也開始在此基礎上,拼命去尋找理論基礎。
這就好像,在士紳土壤成長出來的大儒一樣,雖是先射箭再畫靶,因為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徵發大量計程車兵以及徭役,必然傷害農業生產,且四處征戰,無利可圖,因此大儒們開始漸漸拋棄漢時的大復仇觀點,轉而選擇忍耐和不徵。
而現在的這些學者,如今也在拼命的從各種古籍之中,尋找出古人的各種言論,用以充實自己的觀點。
以至於,不少文章甚至大量引用孔聖人、孟子、荀子、董仲舒的話,表面上,話還是那些話,可解釋權卻完全變了。
在此前大儒們的詮釋之中,聖人推崇的乃是垂拱而治,是溫和的形象。
而新的學者,則也效仿此前的大儒,斷章取義一般,直接摘抄這些古之聖賢們的隻言片語,轉瞬之間,聖人和先賢們,彷彿搖身一變,卻又成了‘大復仇’、‘大一統’、‘威加四夷’的形象。
張安世看著,忍不住有些苦笑,他現在漸漸意識到,以往那個他推著天下,去實施新政的時代,已漸漸過去了。
而現在,似乎開始越來越多人,將自己乃至於是整個朝廷捆綁起來,為了達到自己的訴求,開始推動著朝廷和自己向前走。
這個新興的新貴階層,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意識。
而且越來越熟練於拉攏學者,建立新的理論體系,來開始為自己攫取利益。
張安世恰恰卻處於這樣的風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