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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他走的,經他親口阻止,載重過多怕翻船,不防留在賊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遞解
回國途中,軍艦觸礁,來不及一一解除手鐐腳銬,淹死了四個。這三個人僥倖沒死。開審
時,又幸而有邦梯號上的事務長代為分辯,終於無罪開釋。布萊不在場,已經又被派出國第
二次去南海取麵包果。
這時候距案發已經三年,輿論倒了過來,據密契納說,是因為克利斯青與另一個叛黨少
年士官,兩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個法學教授,兩家親屬奔走呼號,煽起社會上的
同情。而且布萊本人不在國內,有人罵他怯懦不敢對質,其實他早已書面交代清楚,並且還
出版了一本書,說明事件經過。不管是為了什麼原因,也許是“日久事明”,軍事法庭第二
次審這件案子,結果只絞死三名水手,白顏等三人判了死刑後獲赦。
十八世紀末,英國海軍陸續出了好幾次叛變,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後一次在倫敦首
善之區,鬧得很大。但是鎮壓下來之後,都被忘懷了,惟有太平洋心這隻小型海船上的風
波,舉世聞名,歷久不衰,卻是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庭宣傳之力。我覺得主要的原因
似乎是:只有這一次叛變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滿的結局的力量。主犯幾乎全部逍遙法
外,享受南海風光,有情人都成眷屬,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
在西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國大革命,從某些方面說來,甚至於都沒有它影響大。狄更斯的
《雙城記》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人對法國革命的感覺,同情而又恐怖憎惡,不像邦梯案是反抗
上司,改革陋規,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會上,人生許多小角落裡,到處都有這樣的暴
君。
布萊除了航海的本領確是個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樣都是常人,也是他成為一個象徵之
後,才“天下之惡皆歸之”。邦梯事件後二十年,顯然已成定論。船名成了他的綽號:“邦
梯·布萊”。但是官運亨通,出事後回國立即不次擢遷——軍事法庭上法官認為有逼反嫌
疑,責備了他幾句,那是沒有的事,影片代觀眾平憤的——此後一帆風順,對拿破崙作戰,
又立下軍功。生平下屬四次叛變,連邦梯出事後歸途中的一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