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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參贊處會議如常在早上10點舉行。會選這個鐘點，是為了讓每個人可以先有時間看看信、瞄兩眼電報和德國報紙，另外大概也是為了讓大家可以從前一晚社交應酬的勞累中恢復過來。這會議就像某種儀式，而萊爾常常把它模擬為不可知論者團體18的晨禱：它鼓舞士氣的作用並不大，下達的指令也不多，但卻會為接下來的一整天定好調，而且會像點名一樣，帶給人團隊意識。過去，星期六一度是個閒散、隨意、半休息狀態的工作日，但那已經成了往事。如今，星期六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樣，處於一般的緊繃狀態，需要服膺平常工作日的紀律。
他們一個一個走入布拉德菲爾德的辦公室，帶頭的是萊爾。習慣於跟每個人打招呼的人就跟每個人打招呼，其他人則默默地在圍成半圓形的椅子上坐下——要麼是大略瀏覽面前五顏六色的電報，要麼是茫然地看著大窗子的外頭。晨霧消散了，黑雲聚集在大使館水泥側翼的上方。在昏暗天色的襯托下，裝在平坦頂樓上的電視天線像是一棵棵超現實主義的樹木。
“我得說，這種天色對運動會可不是個好兆頭。”米基·克拉伯說。但他在參贊處地位不高，沒人有興趣搭理他。
布拉德菲爾德單獨坐在自己的鋼書桌後面，面向著他們，頭低著。他屬於那種用筆閱讀的公務員。他的眼睛隨著鋼筆在一行行字之間快速移動，又會在有需要改正或說明的地方定位。
“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問道，沒有抬起頭，“<i>Geltungsbedürfnis</i>這個詞要怎麼譯？”
“虛榮心。”萊爾說，然後看著鋼筆像老鷹撲兔般俯衝，撲殺，再揚起。
“很好的建議。我們可以開始了吧？”
珍妮·帕吉特是資訊官，也是在座的惟一女性。她讀報的語氣像是發牢騷，彷彿是要反駁一個流行的觀點。她私底下知道這是女人的宿命：女人傳達的新聞都是不會被採信的。
“除了農民示威以外，勞利，今天主要的新聞是昨天在科隆發生的事故。示威學生在克魯伯公司鋼鐵工人的幫助下，掀翻了美國大使的汽車。”
“應該說美國大使的空汽車。兩者是有差別的。”他在電報的邊上寫了些什麼。坐在門邊的克拉伯以為這是個笑話，緊張地乾笑了幾聲。
“他們又攻擊一個老人家，把他用鎖鏈鎖在火車站廣場的欄杆上。老人的頭被剃光，脖子上掛了一面牌子，上面寫著：‘我撕下了遊行活動的海報。’他不被認為受到嚴重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