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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到侵害的女性來說, 誠然最應該感到羞恥的人不是她們，可是精神上的傷害與本能的逃避無法從完全理智的角度進行處理。
絕大多數被性侵的女性不願意報案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無法面對自己受侵害的事實本身。
她們恐懼來自他人的審視, 恐懼社會上各種低俗的、不堪的言論，恐懼在社會規則中建立起來的思想牢籠。
而要將自己的傷口撕開來，以低微卑小的姿態展示給社會大眾評判, 對她們而言，是更勝於死亡的嚴酷刑罰。
從陶思悅目前的狀態就可以看出，即便那麼多年過去，她仍舊沒有辦法從容承受這件事情的後續傷害。
僅僅只是聽見王熠飛的敘述，那種浸透骨血的驚駭已經從每一處毛孔裡逸散出來, 叫她瞬間枯朽下去。
與之相比, 王熠飛架在她脖子上的那把小刀, 甚至算不上是有用的威脅, 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玩具。
如果是警方, 絕對不會在審訊一開始就對目標施加更甚於死亡的威脅, 這樣不可能爭取到有用的結果。
可是陶思悅在經過短暫的調整後, 竟然順著王熠飛的問題往下說了。
黃哥定睛看著螢幕, 身體往前傾斜了一點, 試圖聽清陶思悅嘴裡那段類似自言自語的細碎獨白。
當說到其中一句話的時候，陶思悅的呼吸明顯放沉了，咬字也變得重而緩, 彷彿這句話她在夢裡練習過許多遍。
“是我爸的朋友。”
陶思悅第一次見到那個人，是陶先勇領著一家人去酒店吃飯。
什麼名目她已經忘了, 大概是為了接風洗塵。
她只記得飯局上陶先勇不停地給對方敬酒, 說著極盡阿諛的場面話, 對方只是淡淡點了下頭, 舉起一根筷子作擋，最後大部分的酒都進了陶先勇的肚子。
這個向來喜怒無常的男人，在那天晚上紅著一張臉，異常有耐心地同對方賠笑，又熱情地送他上車。
回到家後，醉醺醺地躺在沙發上，跟路過的陶思悅吹噓兩人之間的親近關係。
“他是個有大本事的人！也算是我兄弟，知道嗎？算命的說他們家就是生不了兒子，他媽生了四個，四個啊，全部夭折了，最大的一個孩子也只活到七歲。後來沒辦法，把他過繼給我媽，他才好不容易活下來。所以他管我爸媽也叫爸媽，你爺爺去世的時候，他還回來披麻戴孝了。懂嗎？”
陶思悅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