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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形象代言人之後，對於《孟子》的註解，袁樹著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貫穿始終。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內容，都要在註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獎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論證一個道理的正確與否，不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個反面教材。
那麼這個反面教材是誰呢？
現成的。
梁惠王。
孟子對虞舜是真愛，對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從頭批判到腳，一點情面都不留，所以袁樹感覺孟子對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見，梁惠王和孟子之間一定有很多的爭論和不愉快的經歷，使得孟子久久記恨於梁惠王。
孟子全篇對梁惠王的評價很低，與梁惠王的談話中，處處著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輕義之舉。
而在袁樹看來這多少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
人家國君擔心秦國、楚國和齊國的三重壓迫，你卻只說魏國本身而不提其餘三國，搞得和魏國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錯一樣，這種受害者有錯論放在當時實在是不合時宜。
所以在註解關於梁惠王的篇章時，袁樹就不得不進行大規模魔改，將孟子的意思從單純吹捧仁義魔改為希望梁惠王執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說只要實行仁政，百姓安居樂業，那麼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贏秦國和楚國的強兵。
袁樹對此註解為孟子是在打比方，著重講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貫徹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會保衛自己的財產，這個時候秦國和楚國派兵來進攻，百姓和國君就站在了統一戰線上，百姓自然會奮起抗擊秦、楚。
以此為突破點，將孟子一大通仁義道理的宣揚全部魔改為對致良知的宣揚，對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只是聽卻並不行動起來這一點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敗在於他只是知道良知，卻不去做。
不做，等於不知。
不知，自然什麼都辦不到。
最後當然會失敗。
袁樹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對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維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順應孟子批判梁惠王、褒獎虞舜的基調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摻了進去。
由此實現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對知而不行的全面勝利。
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對於孟子的一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