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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閩西軍閥郭風鳴所設定的埋伏，飛越瑞金與長汀交界處的隘嶺，到達了長汀縣四都鄉。後來在長嶺寨（又名勝華山）消滅了郭風鳴旅，打死了郭風鳴，為開闢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那麼，在蘇區已有充分根基的情況下，有三萬人的武裝力量，實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蘇區的日子不會很遠。項英似乎心定神寧了，他準備在保衛蘇區中大顯身手，在重建蘇區中創造奇功顯勳了。此時，他反而為西征的主力擔憂起來：
“蘇區的堅持與恢復是不存在問題的，你們放心好了。當你們重新歸來時，面貌將會大變的。我倒擔心你們的遠征。你們應該注意周恩來，這個人容易轉向，對國際路線是動搖的。周恩來的出身我清楚，舊官僚家庭的那一套處世哲學培育了他的調和主義……”
項英停下來等待博古翻譯。
“他在青年時代，長期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李德說，“他是應該將自身弱點洗滌淨盡的……”
“他不可能清洗淨盡，他是不是願意清洗還是個問題。”接著項英舉出了證據，“他並沒有對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認識與它斷絕關係，而是充滿懷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離蘇回國時，不顧身負傳達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瀋陽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溫天倫之情……”[1]
博古與李德對此，並不像項英看得那麼嚴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中，站在為自己辯護的立場上，對博古、洛甫和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博古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當然不得不主管政治問題以及越來越突出的軍事問題，這就使他違背自己心願地成了毛的對手。他只有二十五歲左右，在理論上很有修養；雖然年輕，但政治上很有經驗，然而在制訂軍事方針時，他總樂於接受我的建議和周恩來的決定。
這一點，李德寫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說博古樂於接受他的“建議”和周的“決定”，以證明他不是後人說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間逐漸建立了友誼，這種友誼也經受了以後幾年意見分歧的考驗。我同他作過多次交談，從交談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觀點，但他認為必須同毛合作，以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他而維護黨的統一。他被毛“貶職”以後，還一直堅持這種看法，直至1946年悲慘地死去。誠然，這種“忠誠”的態度，使他以後又激烈地支援毛的政策。
只有共產國際的權威和蘇聯的利益，在他看來始終是高於一切的。
洛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