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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後來雖然分家另住，誰家做一頓好吃的，必是叫齊別的兄弟。我記得父親在鄰縣的中學任教時期，一直把三個堂兄帶在身邊上學，他轉到哪，就帶在哪兒，堂兄在學生宿舍裡搭合鋪，一個堂兄尿床，父親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塊睡，一夜幾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還是尿溼了床，害得父親這頭溼了睡那頭，那頭暖幹了睡這頭。我那時和娘住在老家，每年裡去父親那兒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籮筐一頭挑著我，一頭挑著糧食翻山越嶺走兩天，我至今記得我在搖搖晃晃的籮筐裡看夜空的星星，星星總是在移動，讓我無法數清。當我參加了工作第一次領到了工資，三十九元錢先給父親寄去了十元，父親買了酒便請了三個伯父痛飲，聽母親說那一次父親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個城買了一根特大的鋁盒裝的雪茄，父親拆開了聞了聞，卻還要叫了三個伯父，點燃了一口一口輪流著吸。大伯年齡大，已經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親應該照看著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誰也沒想到，料理父親喪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殮的那個中午，賈家大小一片哭聲，二伯和三伯老淚縱橫，癱坐在椅子上不得起來。
“文化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据，父親卻被誣陷為歷史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親炒了家中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裡，伯父買了四包香菸，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太陽落山時趕到他任教的學校，父親已經遭人毆打過，造反派硬不讓見，我哭著求情，終於在院子裡拐角處見到了父親，他黑瘦得厲害，才問了家裡的一些情況，監管人就在一邊催時間了。父親送我走過拐角，卻將缸子交給我，說：“肉你拿回去，我把煙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柵欄門，門很高，我只能隔著柵欄縫兒看父親，我永遠忘不
了父親呆呆站在那兒看我的神色。後來，父親帶著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訊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父親是教了半輩子書的人，他膽小，又自尊，他受不了這種打擊，回家後半年內不願出門。但家庭從政治上、經濟上一下子沉淪下來，我們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自留地的包穀還是嫩的便掰了回來，包穀顆兒和穗兒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麥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鍋炒了上磨。全家惟一的指望的是那頭豬，但豬總是長一身紅絨，眼裡出血似地盼它長大了，父親領著我們兄弟將豬拉到十五里的鎮上去交售，但豬瘦不夠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