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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史精華》2013年第3期）、紀彭《沒有證據，只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誰是兇手》（《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6期）等；書籍則有思公《晚清盡頭是民國》、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張曉波《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等。這類文字的作者總體而言缺乏專業訓練，無論是對史實的把握還是對史料的鑑別使用，都存在很大問題，往往看似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則由於缺乏史料支撐，或不能準確解讀史料，難以得出有價值的認識。但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類作品的非學術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於網路傳播，其受眾遠多於第一、第二兩類文字。
實際上，業餘史學研究者並非完全不可能做出優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應當充分佔有史料，並以嚴謹態度為之。從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業餘作品之所以流行，說到底與專業學者對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關。因此，對宋案的研究，確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與實實在在向前推進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