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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七起連環敲頭案的兇手被擒。齊娜把各類傳聞綜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結論：他先是在鐵道附近敲昏了一個過路女工，在東邊新村裡敲了一個女中學生，又把工學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後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來妹，都是重傷，據說有一個至今還躺在醫院裡，已經是植物人了。當然，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連環殺手的作案次數常常無法得到準確的計算。
那一陣子風聲鶴唳，天黑了根本沒有人敢在街上單獨行走，對兇手來說，找不到合適的目標，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這個人又找到了獵物，舉著錘子剛想下手，獵物回身給他臉上就來了一腳，空蕩蕩的街道上不知從哪兒撲過來十幾個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報紙對此作過一次詳細報道，作案動機是“仇視社會”，我國似乎沒有定義“變態殺手”的慣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細想想會發現，變態，就像電腦病毒發作，病毒本身確實不是動機，病毒和病毒的發作都是客觀事實。那麼主觀的東西是什麼?仇視，還是快樂?新聞媒介似乎認定了，一個人去殺人必定是充滿了仇恨的，預設了這個社會是值得仇恨的。事實上，他們都忘記了，殺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斃了，也就結束了。美國的變態殺手很多都是判了長期監禁，接受社會學家的研究，像標本一樣地存在著。
記得在二000年的夏天，我們一夥人曾經在倉庫區住過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鍋仔，齊娜，還有企業管理專業一個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當時的女朋友，和我們不太熟。那天我們是去師範學院看一場演出，整個過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邊，我們也沒把她當一回事。演出結束後，就近吃了一頓並不豐盛的晚飯，菜很差，錢都用來點酒了。我們聊得很開心，惟獨李珍蕙在旁邊不說話，有點被冷落的樣子。
那天鍋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經不太能走路，我們六個人搭了一輛計程車回學校，路很遠，司機故意繞了一圈，想從倉庫區繞到學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倉庫區時，鍋仔吐了，司機停了車子讓我們滾下去。四個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還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機五大三粗，手裡拎著鐵槓，並不是老星能對付的。我們只能下車，李珍蕙付了車錢，還倒賠了幾十塊錢的清潔費。半夜十點鐘，我們被扔在了倉庫區。亮亮和我倚在電線杆上喘氣，鍋仔趴在地上，由齊娜照顧著繼續吐。
深夜的倉庫區連燈光都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