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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就有了指揮棒。這根揮灑自如的指揮棒，就叫“軍功”。有軍功，農民也能封侯；無軍功，貴族也沒面子。於是秦人個個“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15]
殺人機器呀？
正是。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只要拎著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裡還有對手？[16]
六國之敗，也就理所當然。
顯然，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崛起。問題是郡縣制度非自秦始，楚、晉、齊，都比秦早。變法的也不是隻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讀如虧），楚的吳起，也都比商鞅早。那麼，最後勝出的，為什麼是秦呢？
也許，這裡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是很奇怪的。大體上說，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煩。越，就吃虧在文化太少；楚、宋、魯，則吃虧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國，魯是周公之後，楚則是撿了便宜。春秋時期，周的王子朝叛亂。兵敗之後，他攜帶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前來避難。結果，原本是“蠻夷之邦”的楚，成為華夏文明的第三個重鎮。
於是，儒家生於魯，墨家生於宋，道家生於楚。
秦有什麼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會有人來填補。填補秦國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沒有地域性的。誰肯出大價錢，他們就為誰出謀，為誰劃策，為誰賣命。李悝為魏相，申不害為韓相，吳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為奇。
然而最適合法家的還是秦。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是比較異類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義者和復古主義者。道家嚮往太古，墨家嚮往禹世，儒家嚮往東周。法家卻是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是面對現實，規劃未來。因此，道家講天道，墨家講帝道，儒家講王道，法家講霸道。
法家講霸道，秦國要圖強，自然一拍即合。
何況秦的民風原本彪悍質樸。直到戰國，他們的藝術也不過是敲瓦罐兒再加吼唱。這說明秦人並沒有被華夏文明雅化。沒有雅化，也就沒有軟化，正好訓練為生產工具和殺人武器。甚至就連秦的人才匱乏也成了優勢，因為可以招聘四方，廣納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結果，則是進一步打擊了貴族，加強了君權，可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