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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经检查证据，该被传人迹涉嫌疑，着即来厅候质，限五月十九日到厅。”[117]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地方检察厅，请代传赵秉钧、程经世，电云：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业经本厅检查证据，除应夔丞、洪述祖外，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均涉嫌疑。已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两纸，请贵厅协助分别代传，务祈按期解送来厅，并望先行电复。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齐。印。[118]
此消息传出后，徐血儿发表评论，认为“解决宋案当令赵秉钧早日到案归质，为第一着办法”，“赵秉钧果欲自白主使另有人在，则不可不归案诉之于法庭，以恢复平日之名誉”。但同时，徐血儿又对赵秉钧能否到案表示怀疑，认为“以袁之跋扈，或庇赵抗不到案，若是则法律终难解决”。[119]
果然，5月9日，袁世凯首先发表通电，以强烈态度反驳岑春煊等通电，为赵秉钧辩护，称：“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论自由。”[120]5月11日，赵秉钧亦公开复电，反驳岑春煊等通电，提出不能出庭的三条理由。（1）“政府止负政治上之责任，不负刑事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浑然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2）应夔丞与洪述祖究竟有何关系尚未判定，洪述祖青岛“江电”内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等语，试问与秉钧何涉？出庭受质，与谁对勘？”（3）宋案证据中，应致洪函内有为黄兴将私存公债60万元转抵银行，及运动苏、浙、徐、皖军队等事，“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资，煽惑苏、浙、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黄克强获免于追诉，而秉钧则必须质讯？”赵秉钧在电文中同时批评“野心枭杰，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而岑春煊等“盲从附和者流，误信流言，愈滋疑窦”。[121]
5月19日，蔡光辉正式接替陈英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122]5月20日，赵秉钧又致函北京地方检察厅长转复上海地方检察厅，就宋案证据中涉及自己与应夔丞处进行解释，辩解自己与宋案无关，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