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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乘机下手”,按当时邮递速度,应夔丞至迟3月9日可收到来信,由此判断,“潜随其后”之人很可能是应夔丞接到洪述祖指令后派出的,意图跟踪宋教仁,以为行刺做好准备。
对于3月14日应夔丞“寒电”,政府方面反驳道:“应未奉政府命令,擅剿捕人,应之糊涂凶横已可诛也。又谓‘转呈候示’,是以己竟〔意〕先杀人而后请示,遗祸政府,遂指政府主使,宁有是理?”[257]应夔丞之所以在尚未收到洪述祖对购买公债一事的确切答复时,便“已发紧急命令”,很可能与他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有关。在公共公廨第六次预审中,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之间曾有如下对话:
爱问:汝知宋被刺前数日所作何事?
应答:宋将赴北京。
爱问:宋赴京登载何报?
应答:《民立》《民强》。
爱问:报载约在何时?
应答:约在三月十三日后。[258]
很显然,宋教仁一旦北上,离开了应夔丞的势力范围,想要刺杀就比较困难了,因此他在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消息后,立刻于3月14日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应夔丞3月14日“寒电”还有一值得特别注意之点,即应夔丞系以“应密”发出该电。自从2月4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提出“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以来,应夔丞一直遵守这个约定,但3月14日“寒电”却忽然改用“应密”发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应夔丞看来,杀宋既为中央的意思,如用“川密”发电,则纯属应、洪私电(应手中“川密本”得自洪而非中央),洪将不便转呈,故以“应密”发出,并“乞转呈候示”。当然,不能排除应夔丞此举还有一旦事情败露,自己可以卸责于政府的意图。有趣的是,洪述祖也想到了这一层,后来果真以应夔丞所发系“应密”电为由,试图将责任推到赵秉钧头上,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预审时辩称:“至于梁山巨魁四处骚扰,及紧急命令已发等电,均系‘应密’,并非‘川密’,故接到后即转送与赵,不知内中所云何事,直至在青岛涉讼,始悉‘匪魁已灭’之电当时虽然看见,因应身任巡查使之职,疑系捕获盗匪,故亦不以为意。”[259]又称:“当时我接到此电,因系‘应密’,我处无电本,故即转送于赵,其中语句并未得知,现在观之,显系暗指宋姓。”[260]然而,由于2月22日之后,洪述祖手中事实上掌握着“应密电本”,[261]洪的上述辩解毫无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