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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最后，公堂折中双方意见，决定延后四日再审，从而使应、武二人暂时避免了在公堂开口接受讯问。乘此间隙，应夔丞家人及党徒很可能唆使武士英翻供，要其承认杀宋系其一人所为，与应无关，应夔丞方面则保证设法对其进行救援。因此，4月4日第二次预审时，在捕房律师侃克尚未询及刺案的情况下，武士英忽然翻供曰：“刺死宋教仁之事，乃是我一人，并无第二个人。”且讲话时“声音急促，凶气满面”。应夔丞辩护律师沃沛、爱理斯听完后，“似觉得意之极，一起起立，极力辩驳”。[61]与此同时，应夔丞于4月3日在捕房内写了一封密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托律师海司（即爱理斯）及翻译还有其父带往北京椿树胡同言敦源住所求救。在信中，应夔丞一方面通报武士英供认情况，说：“武供系陈、冯、吴三人令其暗杀，暗杀之前与应未见一面，今所供三人均未到案”；另一方面把武士英在其家被捕，说成“宋被难后，凶手武士英被人骗来家中，因夔□□委令，由程雪楼君规定不得直接逮捕……见武后，设法留置，一面即定赴宁，与程雪楼商请办法”。应夔丞并提出解救他的具体办法，即：“商之钦使团，须办到直解北京。用钦使团电致领事团，以捕房探捕押护为是。”[62]也就是请外国驻华公使出面，联合驻上海领事团，将他由租界捕房直接提解到北京。显然，应夔丞以为，只有到了北京，他才有机会脱罪。
应夔丞派人带信赴京向言敦源求救之时，言敦源恰好南下青岛去见洪述祖，应夔丞的北京救援计划落空，于是继续在上海活动。武士英死后，《民立报》刊登一文，题曰《监守者实难辞咎》，其中写道：“闻武于死之二日前，有言应桂馨教唆等情，有人转达于外，为应党出巨金托人毒毙。此不过昨日各方面所传说，至究竟真相，非局外人所能知也。”[63]结合前所分析，武士英死前二日向人说出应夔丞曾教唆他翻供，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意识到了应夔丞不可能营救自己。但说应党得知武士英泄露教唆秘密后，托人将其毒毙，则可能性不大，因一次尝试毒杀被发现后，再次试图毒杀，可能性微乎其微。加之案件移交中方后，对应、武的看管都非常严密，外界很难接触案犯，就连应夔丞律师杨景斌“请求饬抄卷宗，并接见被告”，程德全都未允许，[64]应夔丞党徒欲谋划毒杀武士英，难上加难。
因此，武士英暴病而亡的可能性最大，西医的检验报告也支持这一结论。不过，对应夔丞而言，武士英之死已经算不上好消息，对整个刺宋案而言，武士英之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