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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也就是党的结论亦即共产国际的结论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结论”，“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也就是反对第三国际，也就是反对斯大林……”谁能抗拒？谁敢抗拒？谁能说清这个浑圆圈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项英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1928年6月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接见过他，对他的崇高评价是他终生难忘的：
“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既要重视斗争，更要重视学习，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还送给他一支手枪一支笔，这是战斗与学习的象征。
这种所谓的“高度评价”，实际是一种误解，仅仅是赞扬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像普通工人向忠发，就是在重视选拔工人阶级出身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一跃而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工人阶级出身，在那时比一切优秀素质更可贵。
但是，工人出身并不能保证他就有领导水平，也不能保证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向忠发也罢，顾顺章也罢，一被捕就叛变。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出身，周恩来更不是。劣等门第，低贱种族，在项英眼里，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就大可值得怀疑。
这种被误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听席上的陈毅是另外一种“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会议又进入新的一天，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还允许说话，争辩就不会休止。项英要毛泽东最后表态。
毛泽东对会议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结论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辩，再真切的事实，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长会议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也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缓缓地站起来，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对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着反感与鄙视。在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简陋的亭子间里，根本就不知道苏区的山上长草还是长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反而来指责他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了解情况地瞎指挥，反而指责别人抗拒指示。并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对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为抵制他们而逞“英雄”吗？但他不能这样说。
项英一语道破了天机，王明的中央绝不允许他毛泽东拥兵自重。他必须向忠于国际路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