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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像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侧身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词，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人可以乘机扶摇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