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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結論也就是黨的結論亦即共產國際的結論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結論”，“反對我就是反對黨，也就是反對第三國際，也就是反對斯大林……”誰能抗拒？誰敢抗拒？誰能說清這個渾圓圈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項英都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1928年6月黨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斯大林單獨接見過他，對他的崇高評價是他終生難忘的：
“項英同志，你是中國革命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既要重視鬥爭，更要重視學習，使自己完完全全布林什維克化。”還送給他一支手槍一支筆，這是戰鬥與學習的象徵。
這種所謂的“高度評價”，實際是一種誤解，僅僅是讚揚他的工人階級出身。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像普通工人向忠發，就是在重視選拔工人階級出身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下一躍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工人階級出身，在那時比一切優秀素質更可貴。
但是，工人出身並不能保證他就有領導水平，也不能保證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所以向忠發也罷，顧順章也罷，一被捕就叛變。毛澤東不是工人階級出身，周恩來更不是。劣等門第，低賤種族，在項英眼裡，他們的革命堅定性就大可值得懷疑。
這種被誤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聽席上的陳毅是另外一種“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會議又進入新的一天，事實勝於雄辯，只要還允許說話，爭辯就不會休止。項英要毛澤東最後表態。
毛澤東對會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結論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辯，再真切的事實，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長會議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也如此，無理也如此。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緩緩地站起來，平時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對這些脫離實踐只會背誦教條而又自以為是的人，充滿著反感與鄙視。在中山大學的洋課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簡陋的亭子間裡，根本就不知道蘇區的山上長草還是長樹，也不知道紅軍戰士吃的是大米白麵還是草根樹皮，反而來指責他的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不瞭解情況地瞎指揮，反而指責別人抗拒指示。並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對的，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為抵制他們而逞“英雄”嗎？但他不能這樣說。
項英一語道破了天機，王明的中央絕不允許他毛澤東擁兵自重。他必須向忠於國際路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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