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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际国内的态势，整个苏区面临的局面都在他脑中展现出来，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图。他可以纵览整个的轮廓，也可以触摸到具体的景物：城镇、乡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红、白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三十万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向外线转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不是一种解脱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权衡下来，是利多还是弊多？
中央苏区面临着五十万敌军的压力，面临着敌人新的战略战术。过去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敌情变化之后是不是还行之有效？第一次成功的经验，第二次未必成功！敌变我变，这是军事辩证法。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失天下。哪有百胜而无一败、百败而无一胜之理呢？
那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会受到哪些指责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他向博古、李德提出这个设想之后，他们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这不失为摆脱敌人堡垒封锁的一个办法。
5月，周恩来出席在瑞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敌人日益迫近中央苏区腹地，从事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的形势，决定撤离苏区作大的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想到这些，周恩来当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将近半年就做了准备，“无计划，无准备，仓促逃跑”的依据何来？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这个指示，在当时来看是灵活的，提出了两种可能，并没有把话说死。敌人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由此而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定信心，如果确实难以坚持，战略转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的决策层认为应该争取前者，准备后者，于是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行动。
7月初，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七军团到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后方去。
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