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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於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透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實際上中國今天高校中的一些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既不瞭解別國的現實,也不瞭解國內,尤其是底層的現實,又沒掌握正確的理論分析方法,卻正在他們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而且居然當得還很好。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係。而當這種關係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中國今天正處於轉軌時期,轉軌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還很難說。從歷史上看轉軌時期的社會還能夠允許公正無私的研究,所以我們要抓緊這段時間進行研究。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還在李嘉圖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和他對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了。
隨後一個時期,從1820年到1830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當時的情況,歐洲大陸知道得很少,因為論戰大部分是分散在雜誌論文、關於時事問題的著作和抨擊性小冊子上。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1825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週期迴圈,就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被推到後面:在政治方面是由於糾合在神聖同盟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