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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說佛教是從外國到中國，那麼，道教便是從下層到上層。從東漢順帝時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領書》，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並親至道壇接受符籙（442），這三百年的歷程也很漫長。
路漫漫其修遠兮，只能拾階而上。
事實上，正如佛教的中國化有三個步驟，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個臺階。第一個是民間道教，這就是天師道和太平道。它們雖被看作道教誕生的標誌，卻其實只是“類宗教”或“準宗教”，而且是底層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師道和太平道不但沒有合法地位，還可能遭到取締和鎮壓，尤其是在太平道變成黃巾軍以後。
孫恩的組織，也一樣。
幸運的是，由於教長張魯投降曹操，天師道躲過一劫並得以傳播。更幸運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晉名士的關注和歡迎。大批高階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現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師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領袖和主力由方士變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個臺階。
沒錯，民間道教變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間道教的升級版，也是士族階級的奢侈品和麻醉劑。實際上，由於門閥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為階級固然享有法定特權，可以養尊處優不勞而獲，作為個人卻並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更可怕的是，沒人知道什麼時候會禍從天降，又會落到誰的頭上。
閒暇的日子需要打發，高貴的身份需要顯示，這就有了清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不安的心靈需要撫慰，空虛的精神需要寄託，於是道教走紅。
那麼，為什麼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為東晉以後，偏安江左計程車族心之所繫已不再是國家興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個人安危。他們並不想普度眾生，只希望健康長壽。因此，道家學派中楊朱主張的及時行樂，莊子主張的逍遙自在，與道教宣揚的服食行氣養生成仙，便一併成為士大夫的首選和最愛。
更何況，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漢人的。
所以，儘管道教計程車族化與佛教的玄學化幾乎同時（都完成於東晉），士族化的道教卻並沒有變成玄學，變成玄學的是佛教的般若學。也就是說，對於佛教，名士們更看重的是義理，是哲學意味和思辨精神。對於道教，他們的態度卻是實用主義的，與秦皇漢武並無二致。
很好，清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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