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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只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為現實。
結構的怪異只能造成心理的變態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內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藉種種特權和眾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將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東晉政權卻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時，所有的資源都在士族手裡，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桿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後繼者別無選擇，只好讓出實權和實惠，甚至尊嚴和體面，與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於皇室的態度，是隻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為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為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為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麼關係？[34]
這樣計程車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為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於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迴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墮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著玉器餓著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裡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並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眾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扎，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只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麼，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裡？
[26]把劉裕稱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是田餘慶先生的觀點，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27]見《南史·王華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
[28]頒佈佔田令，是在西晉太康元年（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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