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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氣，不再處於嚴重飢餓狀態了，甚至還有餘力買牲畜回去飼養。
之所以如此作為，是因為此時的稅收體系非常粗陋。沒有網際網路，沒有大資料，基本就是軍頭想要多少，然後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個數額，各州再層層攤派下去。過程怎麼樣，軍頭不管，他只要錢。
邵樹德怕收得狠了，會逼死那些家裡丁口少、田畝少的百姓。畢竟國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數量也太少，與宋朝那發達的官僚體系和龐大的規模完全不好比，收稅太依賴地方了。
特別是藩鎮割據以後，州縣官職被幕府大量佔用，幾乎處於停擺狀態，但幕府才幾個人？軍頭們收稅，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攤派麼？這個過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鄉紳、宗族上下其手，一個不好，就會逼死不少人，或者逼著他們流亡，稅基流失。
夏、綏、銀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護，不能涸澤而漁。這幾年間，三州人口幾乎增長了一倍，有關中移民、有軍士家屬、有草原婦孺俘虜、有編戶齊民的党項小部落、有外州陸陸續續遷過來的人，三州十二縣的戶口黃冊大體上還是靠譜的，畢竟都是新錄入的戶口，隱戶其實很少。也正因為如此，收稅效率其實已經不低了，不可再過多壓榨。
三州十二縣共計收得兩稅糧豆61.22萬斛、絹14.42萬匹、錢2.82萬緡。此外，還有今年剛剛有起色的貿易榷稅近六千緡，軍屬農場收租18.22萬斛，賣軍馬收入摺合錢約9.8萬緡。
這個正稅（不算雜捐），其實是低於此時全國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綏糧價摺合成錢的話，戶均八緡有餘，而建中元年全國平均就已經十餘緡了，此時過去百年，只會更高。
當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後梁比晚唐更高。而後梁還是五代裡最低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農民人均負擔更是在晚唐五代賦稅最重的後周的基礎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麼活下來的。
定難軍衙軍、州兵一年糧賜60多萬斛，戰死或傷殘軍士撫卹兩萬多斛，在營軍士糧食日常消耗二十餘萬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萬斛，更別說還有錢帛賞賜了。
明年多了十多萬緡錢的鹽利，之前新開墾的荒地產量也在慢慢增加，再加上夏、銀二州持續開田，綏州百姓也在自發增加田畝數量，明年的兩稅、榷稅、軍屬農場租入外加賣馬錢，應該可以覆蓋大部分軍費支出了。
唔，我們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