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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如既往地對自己寫的那些文字沒有什麼尊敬之情。然而我好歹可以靠這些作品獲得的收益為生了，還能存下一點錢，甚至可以時不時地給我父親寄去一些。他總會興高采烈地拿著錢去酒館，在那裡為我大唱讚歌，甚至會為我做點什麼事作為回報。有一次我告訴過他我大部分的錢是靠給報紙寫文章賺來的，所以他以為我是報社編輯或者那種效力於省報的記者。於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給我，彙報了一些他認為重要的事情，好讓我模仿著寫成文章去掙錢。頭一封信關於一次穀倉失火，接著一封信講了兩名登山的遊客在爬山時出了意外，最後一封他把最近的一次鄉長選舉的結果發給我。這些信函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調的小報體表述的但是卻使我由衷地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父子倆真正建立友好關係的標誌——它們也是多年以來我收到的第一批來自家鄉的信。這些信還變成了對我自己隨筆塗寫的那些文字的無心嘲弄，當真使我閱讀之後神清氣爽；因為我月復一月評論的那些書，它們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響而論，與在農村發生的那些大事相比簡直微乎甚微。
當時正好有兩本書付梓出版，兩書的作者我在蘇黎世時就認識，當年他們可是兩個感情出乎尋常地豐富而激亢的小青年。現在那兩人，一個住在柏林，以擅長描寫大都市的色情故事和妓院裡的風流韻事而廣為人知。另一個在慕尼黑郊外給自己蓋了一所奢華的別墅，過起了隱居生活，時而神經兮兮地做自我內省，時而用招魂術為自己帶來刺激，在卑鄙與絕望之間恍惚不定。我不得不對這兩本書寫書評，當然我也對他們開起了無害的玩笑。那個神經衰弱的傢伙唯一的回應就是一封充滿輕蔑與侮辱的來信——儘管如此，還用一種真正的高貴文風寫成。那個柏林人卻在一本文學期刊上對我的評論加以誹謗，聲稱我誤解了他真正的意圖。他還援引左拉的文學理念，並藉著我這篇不識貨的評論作為攻擊點，不僅罵了我個人，而且將所有瑞士人作為整體評價，說瑞士人自以為是而且平庸無趣。我從來不是過度愛國主義者，但是我覺得這個柏林人做得太過分，所以我又寫了一封表達我的不滿與反抗情緒的信，並且毫不掩飾我對他那過分渲染的大都市現代派文風的輕蔑。
這次的口誅筆伐讓我感覺好了一些，並促使我重新評估我對於現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這件事冗長沉悶又困難重重，還很有可能費力不討好。如果我一開始就忽視這些看法，可能我的書幾乎就不會受到什麼刁難了。但是這些言論也迫使我對於那本長期策劃的畢生大作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