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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粉凉便腾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
这让我有些恍惚：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记忆还原自己？
我的记忆更多的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兴趣吗？或许“文革”仍是敏感的话题，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到评价，过去就让过去吧？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何尝不也在回避。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作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
而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棍儿，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文革”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个当过一派很大的头儿的，佝偻着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独自喝酒，酒当然是自己酿的包谷酒，握酒杯的手指还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样的敦厚了，脾气也出奇的柔和，我刚一路过院门口，他就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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