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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六十歲的時候，我就不願意別人說今年得給你過個大壽了；很丟人的，怎麼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們已經在飯店訂了宴席，就是不去，一個人躲在書房裡喘息。其實逃避時間正是衰老的表現，我都覺得可笑了。於是，在母親的遺像前叩頭。感念著母親給我的生命，說我並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煩宴席上長久吃喝和順嘴而出的祝詞，況且我現在還茁壯。六十年裡並沒有做成一兩件事情，還是留著八十九十時再慶賀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總是在轉化我，把一隻蛹變成了彩蝶，把一顆籽變出了大樹，今年頭髮又掉了許多，露骨的牙也壞了兩顆，那就快賜給我力量吧，我母親在晚年時常夢見撿了一籃雞蛋，我企望著讓帶燈活靈活現於紙上吧。補償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個夏天，我都在為帶燈忙活。我是多麼喜歡夏天啊，幾十年來，我的每一部長篇作品幾乎都是在冬天裡醞釀，在夏天裡完滿，別人在腦子昏昏，脾氣變壞，熱得恨不得把皮剝下來涼快，我樂見草木旺盛，蚊蟲飛舞，意氣縱橫地在寫作中歡悅。這一點，我很驕傲，自詡這不是冬蟲夏草嗎，冬天裡眠得像一條蟲，夏天裡卻是綠草，要開出一朵花了。
這一本《帶燈》仍是關於中國農村的，更是當下農村發生著的人事。我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給農村寫的，想想，或許這是我的命，土命，或許是農村選擇了我，似乎聽到了一種聲音：那麼大的地和地裡長滿了荒草，讓賈家的兒子去耕犁吧。於是。不寫作的時候我穿著人衣，寫作時我披了牛皮。記得當年父親告訴我，他十多歲在西安考學，考過還沒張榜時流浪街頭，一老人介紹他去一個地方可以有飯吃，到了那個地方，卻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送他去延安當兵。我父親的觀念裡當兵不好，而且國民黨整天宣傳延安是共產黨的集聚地，共產黨是土匪，他就沒有去。我埋怨父親，你要去了，你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幹子弟了。父親還講，他考上了學又畢業後，在西安教書，那時五袋洋麵可以買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買了，西安開始解放，城裡響了槍聲，他就跑回了老家丹風。我當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裡人嗎，又何苦讓我掙扎了十九年後才做了城裡人！當我在農村時，我的境遇糟透了，父親有了歷史問題，母親害病，我又沒力氣，報名參軍當兵呀，體檢的人拿著玻璃棍兒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著看了，結果沒有當成；第二年又招地質工人，去報了名，當天晚上村支書就在報名冊上把我的名字劃棹了；隔了一年又招養路工，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