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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和澤倫斯基夫人一起午餐，聽完她對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獵之旅的詳細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錯。下午晚些時候，她經過他的辦公室，在門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腳。
布魯克先生從辦公桌上抬起頭，問道：“你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謝謝你。”澤倫斯基夫人說。她的嗓音低沉、優美，帶點憂鬱，“我只是在想，你還記得那個節拍器吧，你覺得我會不會把它落在那個法國人那裡了？”
“誰？”布魯克先生問。
“呃，和我結過婚的那個法國人。”她回答道。
“法國人。”布魯克先生和顏悅色地說。他試圖想象澤倫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腦拒絕配合。他半自言自語地說：“孩子們的父親。”
“哦，不是，”澤倫斯基夫人毫不猶豫地說，“是薩米的父親。”
布魯克先生腦子裡快速閃過一個預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說任何東西了。可是，他對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開口問道：“另外兩個孩子的父親是？”
澤倫斯基夫人把一隻手放在後腦勺上，搓揉著自己剪得很短的頭髮，一臉的迷惑，好一陣沒有回答。後來她輕輕說道：“鮑里斯的是一個波蘭人，吹短笛。”
“那西格蒙特呢？”他問道。布魯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辦公桌，上面放著一疊批改過的作業、三支削好的鉛筆和象牙鎮紙。他又抬頭瞟了澤倫斯基夫人一眼，只見她在苦苦思索。她凝視著房間的角落，眉頭緊鎖，下巴從一邊移動到另一邊。最終她說道：“我們是在說西格蒙特的父親嗎？”
“哦，不用了，”布魯克先生說，“沒這個必要。”
澤倫斯基夫人用一種既有尊嚴又很決斷的聲音說道：“他是我的一個同胞。”
布魯克先生真的一點也不在乎誰是誰的父親。他是個沒有偏見的人，就算你結過十七次婚，生了箇中國孩子，都和他無關。但他和澤倫斯基夫人的這段交談卻讓他感到困擾。突然，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那幾個男孩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澤倫斯基夫人，但他們彼此卻非常相像，既然他們有不同的父親，布魯克先生覺得這種相像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澤倫斯基夫人已經結束了這個話題。她拉上皮夾克的拉鍊，轉身離去。
“就是落在那兒了，”她快速地點了點頭，“那個法國人家裡。”
音樂系的人事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