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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齷齪浮躁無恥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人中的異數，她的存在讓後人百年以後不能將這一代人全盤總結為言語短舌和思想平胸。
七十年代生了我們這一撥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說，和以二週一錢（周作人，周樹人，錢鍾書）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們沒有幼功、師承和苦難：我們的手心沒有捱過私塾老師的板子，沒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漢奸或是逼進上海孤島或是川西僻壤，沒有背過十三經，看《浮生六記》覺得傻逼，讀不通二十四史，寫不出如約翰•羅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類帶文體家味道的英文，寫不出如《枕草子》之類帶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說擺脫文言創造白話，更不用說制定簡體字和拼音。往現世說，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鍾阿城）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們沒有理想、兇狠和苦難：我們規規矩矩地揹著書包從學校到家門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蘆。從街面上，沒學到其他什麼，我們沒修理過地球，沒修理過腳踏車，沒見過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衝動，也被一次次嚴打嚇沒了。
文革一代對文字無比虔誠，他們為了文字四十幾歲死於心臟病，他們為了文字喝大酒嗑猛藥睡清純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他們沒有滅掉五四一代，但是他們至少豐富了現代漢語的形式和風格。我們沒有用“華豐”牌圓珠筆在北京電車二廠印刷廠出品的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上狠呆呆地寫了一百萬再寫一百萬，文章即使發表在《收穫》和《十月》上，也不會讓我們淚流滿面，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命運。如果發表不了，我們就把《收穫》和《十月》當成愚鈍不開的典型，和文化館、作協、勞保用品和公費醫療歸為一類，認定它們很快會消亡。
我們沒有被耽誤過，我們成群成隊的進入北大清華而不是在街頭鍛鍊成流氓，我們依靠學習改變命運，我們學英文學電腦學管理，我們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們去美國去歐洲去紐西蘭去新加坡去香港，我們會兩種以上的領帶打法，我們穿西裝皮鞋一定不穿白襪子，我們左擎叉右擎刀明白複式記賬投資回報和市場營銷，我們惦記美國綠卡移民加拿大，我們買大切諾基買水景大房一定要過上社會主義美好生活，我們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於是盡情淫蕩，我們在橫流的物慾中蕩起雙槳。我們的大腦權衡、斟酌、比較、分析，我們的大腦指揮陰莖，我們的大腦指揮腳丫子，我們的大腦指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