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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史進一身花繡，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揚言“一對拳頭專打天下硬漢”、“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當朝太尉來了也戳他幾個透明的窟窿”，是狂；開口閉口“灑家”、“這廝”、“撮鳥”、“打甚麼鳥緊”，是俗。不過他們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則多少有些“時代特徵”。
因此，這種設計便多少有了試圖塑造“有中國特色”男子漢的意味。儘管設計者們未必自覺，也儘管這種設計未必成功，但較之一味崇拜高倉健、史泰龍、施瓦辛格和阿蘭德龍等洋影星而言，卻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為這畢竟是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借鑑和原型，以便塑造咱們中國自己的男子漢形象。
然而，這種設計卻又是大成問題的。首先，所謂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國男子漢”的標準型別，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畢竟是一種亞文化、俗文化，它既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正宗，也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何況它自身也有許多不良傾向。以此為原型、為基點、為榜樣，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這些英雄好漢果真就是中國古代男子漢的標準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夠的文化底蘊，那麼，無論是學古英雄，還是學洋明星，學來學去，都只能學點皮毛。不是隻學到了高倉健的不苟言笑，便是隻學到了黑旋風的滿嘴髒話，或者把阿蘭德龍的瀟灑幽默變成了耍貧嘴，把浪子燕青的機智靈活變成了耍滑頭。
事實上，這類“新型男子漢”對“傳統男子漢”的仿效是相當表皮的，甚至連一些表面的東西也帶有“作偽”嫌疑，比如貼假胸毛之類。這又與他們“玩人生”的態度有關。結果，深沉變成了“玩深沉”，瀟灑變成了“玩瀟灑”，豪爽、堅毅、剛強、俠義等等，也都不免帶有“玩”的性質。玩，就是遊戲，也就是“假”的。更何況還發明瞭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陽剛被痞氣一衝，還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結果被發現原來是侃爺，又有幾分可信程度呢？
與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對應，上海的男性則向著“紳士化”的方向發展。上海原本就有“紳士傳統”。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說：“上海的知識男性，或者有教養的上海人，無論是店員、工人，總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做事認真可靠，規則有序，具‘紳士風度’。聲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氣質的，則華服革履，頭髮鋥亮，一絲不苟，派頭十足。”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隨著出國人員、留學人員、三資企業員工和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