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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這一次顯示有舊血的跡象。對脊椎穿刺來說，舊血比新血要好。這表明我確實遭受了嚴重的腦創傷，但是他們不用在我顱骨上鑽一個孔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舉動，因為我的身體正在其他陣地上奮力抗爭。
但是過去執拗地保護著自身不被改變。我入院五天之後，脾切除手術切口附近的肌肉開始變紅髮熱。第二天切口再次裂開，我開始發高燒。我的情況，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後本來已經從危重變成嚴重，現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歷顯示，我“按照佩裡醫生的意見服了鎮靜劑，神經反應達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暫地恢復意識。或者別人是這麼告訴我的。一個臉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個膝蓋上放著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邊。
“你記得你的名字嗎？”女人問。
“普通人，”我說，“再問我還是這麼說。”
傑克·喬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蘭醫院住了七個星期，之後被轉移到康復中心——一處小型患者住所——位於達拉斯市北邊。在這七個星期裡，我接受靜脈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臟的地方現在被感染盤踞。胳膊上的夾板被替換成一個長長的石膏模，也充滿各種我不知道名稱的東西。在轉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復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減小了。幾乎在同一時間，一位外科醫生開始折騰我的膝蓋，膝蓋似乎恢復了一些活動能力。別人告訴我，整個過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記得了。
馬爾科姆·佩裡和帕克蘭醫院的其他醫職人員挽救了我的生命，對此我毫不懷疑。他們還無意送給我一個並不受歡迎的禮物，這個禮物一直陪伴著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時光。這就是輸進我身體對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記得，嘔吐不斷，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記得曾經想到<i>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訪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嶺土果膠。</i>但是基恩先生是誰，德里又在哪裡？
當我肚子裡能夠盛得住食物時，他們讓我出院，但是腹瀉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經呆了兩個星期。那時，已經逼近十月末。薩迪（通常，我記得她的名字，有時名字又從我的腦子裡溜走了）給我帶來一盞南瓜燈。這個記憶非常深刻，因為看到燈的時候我驚叫起來。那驚叫是某人忘記非常重要的事情時的驚叫。
“怎麼了？”她問我，“怎麼了，親愛的？出什麼事了？是肯尼迪嗎？跟肯尼迪有關嗎？”
“<i>他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