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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兵部原議。”
上諭未發，榮祿就已得到訊息“哼！”他憤憤地說，“別樣都還罷了，折尾的宣告，不是貓哭耗子？我不領他這個情。”接著便請幕友擬奏摺“謝恩”，同時請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補降兩級的缺，當過從一品的尚書，再補上個從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難看。
這個要求當然能夠如願。事實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個難題，因為文職正二品的缺極少，武職的正二品則是很多，象步軍統領所屬的左右翼總兵就是，但這是榮祿十年前的舊職，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則各省駐防將軍屬下，專管一城的都統，亦是正二品，榮祿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摺一上，交吏部議復時，恭王把它截留了下來，擱置在軍機處，根本不辦。
榮祿那裡，當然有好些人去慰問，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無補實際，榮祿決定韜光養晦，等機會報仇。
慈禧太后的病，為了失眠和飲食無味這兩種徵象，始終去不掉，成了纏綿之疾，時好時壞，但就是好的時候，也是“多言則倦、多食則滯”，就算想問政事，也是力不從心。
大政事只有兩件，一件是對俄交涉，一件是籌議邊防和海防。備戰求和，則和戰在未定之際。曾紀澤雖遠在英國，對於廷議紛紜，舉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計不決，交涉一定無功，因而他在倫敦，遲遲其行，只是與總理衙門函電往還，反覆討論，要先定出一個交涉的宗旨來，方願啟程。
和戰大計則不但朝中爭得很厲害，督撫中亦分成兩派。主戰的勢孤而氣壯，那幾乎就是左宗棠一個人。主和的則人多而情虛，因為主和便好象是退縮、懦怯，一定捱罵，因此為頭的李鴻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兩江總督劉坤一奉召入覲，過天津時曾有一番密談，決定諫勸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萬不可開釁。他們一方面分別上奏，請寬減崇厚的罪名，以為轉圜之計，一方面由李鴻章側面鼓勵英國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中俄糾紛。
主和派漸漸佔了上風，在翁同和的全力遊說之下，連一向態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變了主意，不主張遽爾決裂。同時，在籍養病的郭嵩燾，也上了一個奏摺，洋洋數千言，分析對俄交涉的事理，主張遣派專使實地調查，伊犁儘可暫緩收回。崇厚的罪名，應當符合萬國公法的規定。而且很不客氣地說：“廷臣主戰乃一隅之見。”
由於郭嵩燾的精通洋務，他的意見，自然受人重視，因而主和派的聲勢越振。原來主戰的高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