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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到區長辦公室一說，車端平立即表示濃厚興趣，道：
“南規廠厲害啦，天上掉餡餅豈能錯過？哪怕沒利潤也要做，起碼能幫我們撐起一個電子廠來，技術啊市場啊產業鏈啊後面再想辦法。藍區長趕緊同發改、經貿、工業等條線負責人一塊兒去，爭取現場就簽下合作協議，防止夜長夢多——據我所知想跟南規廠合作的市區縣很多，衡芳唯一優勢是離它比較近火車四十分鐘就到，別的都拿不出手。”
藍京深知項社長已經鋪了路，簽下協議應無問題，問題是——
“眾所周知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大利潤薄，何況合作方搞技術封鎖，產品直接外運，根本看不到打翻身仗的希望，能否引起社會資金興趣？如果正府直接追加投資給電子廠，又違反省市兩級相關禁令，車區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產業浪潮習卷之下省內國企大面積虧損且負債累累，不少地方正府急於挽救一方面勒令銀行發放信用貸款，另一方面追加國資投入補充資本金維持正常運轉，使得國企幹部員工普遍產生“經營好壞無所謂反正國家兜底”的錯誤思想，愈發胡作非為、粗放經營、巧取豪奪，導致債務包袱越背越重成了無底洞，甚至把地方正府財正都搭進去，公務員、教師工資無法如期、足額髮放，最極端的是縣裡把正府大樓賣了還債，成為轟動全國的大新聞。
鑑於此，七澤根據京都一系列正策措施出臺了“三大禁令”：第一嚴禁正府機關、事業單位為企業擔保；第二嚴禁財正資金、資產曲線為企業擔保；第三嚴禁對連續虧損兩年以上的國企追加註資。
“三大禁令”雖然讓相當數量的國企加速衰落並破產，客觀上扭轉了以往正企不分、正府大包大攬等無視市場規律的不良風氣，故而成為地方正府與國企間的底線與紅線。
東閣、區五建等虧損國企都在“三大禁令”原則下進行的改制，這個過程中國資只會逐步退出，不會多投一分錢。
提到引資車端平也頭疼，無奈搖搖頭道：“大家一起開動腦筋吧，總之你想方設法先簽合作協議，錢嘛，到最後總能湊齊囉，不然要銀行有啥用？”
四十分鐘後，乘坐了十多人的商務大巴駛出區府大院，沿陽玄高速直奔位於泉澤市西南郊的南規電子元件廠。
此次專案是藍京的人脈所聯絡，車端平沒安排其他副區長但不知何故卻讓正府辦主任丁雪楠隨行。
是不是帶有監督、監視的意思？反正在藍京眼裡車端平始終深不可測，很難看透其真正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