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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的觀照者又具有致命的威懾力，下面的表演者的生殺大權就在他手中，表演者只有用殊死的反叛來粉碎觀照者設下的那些要消滅他的陰謀才有出路。表演越出奇，陰謀的設定也越高超，時常導致白熱化的結果，充滿了殺氣，充滿了殘忍，而死神的扮演者戴著不同的面具反覆出現，那種短兵相接的緊張和恐怖，是靈魂求生的可怕影象，也是自由意志現身的永恆瞬間。二元對立的模式也在作品中得到體現，如《城堡》裡面那個無法無天的K和以不變應萬變的官員克拉姆；在博爾赫斯則有《曲徑分岔的花園》中“我”與上司的對峙，《皇家典儀師小介之助》中赤穗、武士同小介之助的對峙等等。清醒的創作意識又使作品中的氛圍異常濃烈，每一句話都不能離題，都有天堂的烙印；每一句話都說的是那種不能說的東西——因為不能說、無法說而不停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類作品非常狹窄，因為它們只關心一件事——靈魂或精神；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這類作品無限寬廣，因為它們關心的是那個比我們這個世界要大無數倍的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只能在人的“說”當中凸現。能夠在創作時施用“分身術”來“說”的藝術家，其勇猛的探索對於靈魂的涉及已達到了驚人的深度，其作品的張力也顯示出精神在歷史長河中的不斷更新與發展的現狀。具有這種清醒創作意識的寫作者本人，一定比古人更為痛苦，因為他只能生活在分裂的人格當中，這種分裂到了這樣勢不兩立的程度，以至於雙方不進行血腥的殺戮就無法達到統一，或者說不用死亡的境界來作為最後的戰場就不能突圍。卡夫卡三部曲中的生死搏鬥，博爾赫斯永恆不破的迷宮痛苦，都是這種意識的體現。在作品中，做夢的人永遠盲目地在下雨的沙漠上奔跑，在高處則有各種鐘錶在提醒棋局的鐘點。在這樣的模式中寫下的每一篇作品，都必然是原始生命力的讚美和理性精神的張揚，在極限境地中達成的統一產生了迄今為止最奇特、最自由的想象。它們向人類表明，人的承擔痛苦的能力可以達到何種的程度，人的靈魂又是一種怎樣的最不可思議的東西；它們也向人類表明，那些最豐富的靈魂，那些可以無限止地分裂、無限止地發展的靈魂，會成為人性的代表，將精神的檔次不斷提高。
清醒的創作意識導致的人格分裂又形成了創作的另一種特點，即貫穿到底的那種嚴厲的自審。當人把批判的戰場從外部移到內部來之後，自省這件事就變得複雜而有點古怪了，它不再像大部分古典作品那樣，透過角色將作者的理性思考傳達給讀者，而是總像蒙著一層霧似的，在劇情的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