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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現實主義作品那樣一勞永逸。作品中的這種結構的產生一定是很神秘的，它同古典作品中的一般結構有質的區別（當然這並不是說古典作品中就沒有這種結構，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愛倫·坡，還有魯迅的某些作品等，但在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中，靈魂的意圖是如此集中地、排斥一切地顯露了出來，這是空前的），因為它同理性的構思無關，也同一般的寫作技巧無關，它全憑藝術家內在的那股蠻力，那種要成就不可能的事物的想象力的自然形成。沒人能說得出這些作品是怎麼想出來的，只有一件事是明確的，那就是讀者如果要“看出”作品的內在結構，他就必須喚起自己內部那股被壓抑已久的力，掙脫日常觀念的所有限制，讓靈魂作一次致命的飛翔，達到那個虛無純淨的境界。否則他就只能看見一些表面的、站不住腳的東西。由於作品的這個特點，也就造成了作品與閱讀的關係的特殊性。面對這樣的作品，讀者如果沒有獨立不倚的想象能力，他就進入不了作品，因為這種工作是一種互助的工作，一件作品要透過讀者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後完成。於是，兩位作者都不約而同地在作品中向讀者發出了濃密的資訊和堅持不懈的邀請（卡夫卡的作品大都沒寫完，留下許多缺口；博爾赫斯則在《赫爾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和《吉訶德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等作品中跳出來現身說法；兩位作者的作品裡都充滿了對作品本身的評論），都把作品與讀者的溝通既看作不可能的事又看作生死攸關、不得不做到底的事（參見《地洞》和《赫爾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在痛苦的二重摺磨中繼續寫作。
瀰漫在兩人藝術世界中的另一種東西就是那種清醒的創作意識，那種執著於藝術天堂本身的方向感。這種意識不是藝術家意識到自己要寫些什麼，而是意識到他要怎樣寫，怎樣的寫法才能寫出靈魂。這種意識是說不清的，藝術家能夠說的也就是作品本身；他用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告訴讀者他在怎樣寫，天堂的體驗是怎麼回事。這種非凡的才能產生於作者自身那堅強的理性，以及得益於這理性的藝術形式感（請看卡夫卡《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關於船上的海員——理性象徵——的描述和博爾赫斯《死亡與羅盤》中關於夏拉赫的描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到，有兩個人在進行創造，一個是無法無天的狂人，他所向披靡，賓士在幻想的王國裡，寫下了那些奇怪的句子；另一個則是冷靜的老哲人，他呆在高處，觀照著下面那個人的運動，不斷逼他，暗示他越無法無天越成功，任何的鬆懈反而是不可饒恕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