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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鑑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象,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透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30]貞觀之治的實現,《新唐書·魏徵傳》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均記在貞觀四年,《資治通鑑》還明確記在頡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之後。
[31]見《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