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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刻下处境之难，宁为嫌疑犯入狱，不愿再一日居此地位。”[85]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于赵秉钧当时的动向，也曾有如下一段记述，他说：
赵对我从来不提宋一字，宋被刺后，除于国务会议时自言自语外，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数日后又回本宅。某日，约我往（相处年余，此是初次），见面时，神色张皇，对我连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君帮忙。”问何事，赵言：“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我说：“何至如此。”因欲得知宋案内幕，即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言：“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我茫然不解。次日，赵又亲笔致我一函，更反复言之。在我所得于院方（指国务院——引者）者如此。[86]
此段记述中，赵“于国务院会议时自言自语”，发生在3月21日获知宋被刺消息时，前已述及。“次日递辞呈”，说明赵最早在3月22日，也就是宋教仁身亡当日便提出过辞职，比各报所载3月28日提出辞职早了一周。“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两事连记，极易让人误解为赵3月23日入住法国医院，但实际上赵入住法国医院是4月17日，也就是武、应二犯4月16日、17日由租界当局移交中国方面之时。《民立报》曾刊登“京函”，对当时赵秉钧的处境进行过详细报道：
赵秉钧十七日忽入东交民巷之法国圣明拉病院，以养病为名，实则别有所为。记者向各处探访此事真相，据深知赵氏之某君云：宋案发后，赵氏曾表辞职意，而袁慰留之，谓彼自有办法，兼以四围状况亦不许其辞，遂勉强留任。而其后案情日明，关系日多，赵之境遇遂日陷于困难。辞职既不见许，故决计假养病名迁入医院，实际上则为变相之辞职也云云。又，宋案发现以来，赵氏之态度，闻大异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无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忧急之中，今入病院，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云。[87]
可知赵秉钧入法国病院实为“变相之辞职”。该报记者又探访赵秉钧进入病院后的情形道：
赵秉钧移入圣明拉病院后，十八日记者特往该院询问赵入院后情形。据医员云：赵自谓胸中如有块垒，神经尤乱，心绪不宁。十七日投药十余次，夜间似未安眠。一二时后犹见醒坐，若甚焦虑。经医士力劝其安养，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约一周间后可以复元也。[88]
结合张国淦所述及《民立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赵秉钧在4月中下旬间心绪极坏，内心极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