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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寫著寫著，知道了從祖父和外公開始的很多真實往事，覺得很有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便寫了下去。而且，又主動追問了爸爸很多細節，再從祖母、媽媽那裡核實。這一切，就是我後來寫作《吾家小史》的起點。這書，斷斷續續寫了四十多年。
當時為爸爸寫“交代”，用的是圓珠筆。一根塑膠直杆，每支三角錢，我寫完了很多支。用這種圓珠筆，要比用鋼筆使力，筆桿又太細，寫著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寫的材料下面必須墊一張藍紫色的“複寫紙”，使材料交上去之外還留個底，因此只能用這種圓珠筆。寫一陣，手指發僵，而中指挨著食指的第一節還有深深的筆桿印。再寫下去，整個手掌都會抽搐，因為實在寫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麼說，我爸爸都不應該是“文革”鬥爭的重點。他不是幹部，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知識分子。“打倒”他，是出於“革命群眾”的嫉妒。嫉妒他什麼呢？只有一條，生了四個兒子，屬於“人丁興旺”。那年月，“人丁興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眾”不管，只在他平日與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幾句似乎“不滿”的言語，便“打倒”了，長時間關押。
“文革”的真正重點，倒是與我的專業有關。戲劇，成了社會災難的引爆點。整個“文革”，開始於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那是戲劇；“文革”的旗幟，是幾部所謂“革命樣板戲”——那也是戲劇。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這樣的事：很多人只因為說了一兩句與戲劇相關的話，便身陷鐵窗，或喪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是學習戲劇理論和戲劇寫作的，這專業一下子成了顛倒黑白、美醜、善惡的“集中營”。我決定退出，折筆改行。
在上海戲劇學院，我是反對“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經被“打倒”的情況下，我的這種反對，在當時就是一種悲壯的自毀行為。就像我的叔叔餘志士先生以連續三次的割脈自殺來抗議“文革”一樣，我捧著他的骨灰盒接過了他的遺志。
正在這時，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全國城裡的學生必須斷學廢學，上山下鄉，不準回城。上海學生，有不少更是被懲罰性地發配到了遙遠的邊疆。出發前，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必須去看一臺徹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戲劇《邊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戲劇！我看過這臺戲劇後去農場時，把所有的筆都丟進了垃圾桶，包括為爸爸寫“交代”的圓珠筆。當時，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離開關押室了，我也就無法再為他代筆。
為什麼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