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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筆丟進垃圾桶？首先是一種抗議性決裂。“革命樣板戲”和《邊疆新苗》使我產生了一種專業性恥辱。其次，是因為發現沒有機會寫字了。到農場後給誰寫信？爸爸那裡不準通訊，如果給媽媽寫信，她又能用什麼樣的話語回信？而且，我打聽到，我們勞動的地方根本沒有郵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遠的路才能找到一個小鎮，但實際上並沒有休息的日子。由於這兩個原因，理所當然，折筆、棄筆、毀筆、葬筆。
實際情況比預料的更糟。我們在農場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撐一塊木板當床，睡著睡著就陷到泥淖裡去了。用筆的地方完全沒有，用筆的時間也完全沒有。永遠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筆，想不起自己是一個能寫字的人。
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政治事件使周恩來總理突然成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他著手領導復課，試圖區域性地糾正“文革”災難。這就使很多瀕臨滅絕的“邊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讀書了，也使我們有機會回上海參與一點教材編寫。我被分配到“魯迅教材編寫組”，這又拿起了筆。記得那筆是從靜安寺百樂商場買的，一元錢左右的吸墨水鋼筆。當時的鋼筆也已經有了幾個“國內名牌”，像“英雄”、“金星”什麼的，那就要二三元錢一支了，我買不起。
編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幾天就寫完了。但是，復課、編教材這件事雖然由周恩來直接佈置，卻仍然受到主張廢學停課的極左派反對，認為是“右傾翻案”，時時準備反擊。他們正忙著張羅讓剛剛回課堂的學生再看一遍《邊疆新苗》這樣的戲，“重返邊疆再革命”。這讓我又一次憤怒，既為教育憤怒，又為戲劇憤怒。但是，由於當時已經出現了恢復教育的勢頭，我的憤怒也就變成了學術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錢的筆，開始行動。那時為了復課，各大學的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利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一個早就熟悉的職工蔡祥明，偷偷摸進了當時還視為禁地的外文書庫，開始了《世界戲劇學》的寫作。我的筆，大量抄寫外文原文，再借著各種詞典的幫助一段段翻譯。同時還要通覽大量背景材料，最後彙集起全世界十三個國家的全部戲劇學理論。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為這些內容直到四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沒有被完整翻譯過來。我當時居然憑一人之力，在密閉的空間，以筆為杖，步步潛行。更不容易的是，當時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說一句不利於“革命樣板戲”的話，就會有牢獄之災。為此，我不能不對那支一元錢的鋼筆表示敬意，對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