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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受到極為徹底的遵守。以致到了今日，要想求得常在這個組織中以身作則的各種人員的傳記與心理資料，這才難上加難，乃至往往完全無法辦到。有時候，在許多情況之下，甚至要判定他們的原來姓名為何，亦不可能。這個教會組織，不但抱持隱姓埋名的原則，而且近乎百分之百地達到了這個要求。直到如今，這個事實，仍是我們這個學區的知識生活的主要特色之一。
雖然如此，但假如我們要查出某些與珠戲導師約瑟甫斯三世生平有關的事實，至少是勾出其人的大概輪廓的話，那麼，我們相信，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既非出於任何種類的個人崇拜，亦非刻意違背傳統的風俗習慣，而是專誠一志地為了服務真理和學術。古人有言，你愈要明白而又合理地去申述一個命題，結果就愈來愈難抗拒一個與它相反的逆敘。對於教育當局和知識生活應當匿名的想法，我們不但支援，而且尊重。不過，我們只要一瞥心靈生活的早期歷史，這也就是說，我們只要一覽《玻璃珠遊戲》的發展歷程，就會無可反駁地看出，在其發展的每一個層面上，每一次擴張裡，每一種改變中，在其歷史的每一個重要環節之中——不論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莫不皆有主持其事之人的明顯印記。其人雖然不一定就是其事的唯一的或實際的創作者，但總不失為促成此種變化，使其臻於至善的媒介。
不用說，我們今日對於性格的理解，與此前的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大為不同。對於他們而言，尤其是在偏好傳記的作家看來，一個人物的精神，似乎就是其人的偏執性、反常性、獨特性，實在說來，往往就是他的病態性。與此相反的是，我們現代人甚至連主要的個性都不提——除非碰到已經超越一切固有和特異性質，達到和光同塵、用超個人的極致之士。關於此點，我們只要深入透視，便可看出古人早已就有這個理想了。例如，古代中國人中的聖人或完人的形象，或蘇格拉底倫理學中所定的理想，與我們當今的理想，幾乎就沒有什麼差別可言；又有許多偉大組織，譬如羅馬天主教會，在它達到鼎盛的時期，亦曾看出與此相類的原則。實在說來，它的許多尖鋒人物，例如聖·湯瑪斯·阿奎那（st.Thomas Aauinas），在我們的眼中，就像古代希臘的雕刻一樣，所顯示的形象，也都是典型的代表，而不是個人的角色。
儘管如此，但早在知識生活改革以前（此種改革始於20世紀初期，因此，我們是它的繼承人），那種真正的古代理想，顯然就已快要喪失殆盡了。當我們檢閱當時的傳記，發現作者如何嘮嘮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