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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裡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只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裡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併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佈：那幾個進攻者只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佈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週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週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面，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麼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只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面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麼一個險惡的大場面。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瞭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
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週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覆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只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面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覆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麼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麼機構？為什麼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麼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