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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麼“清查”，這個人怎麼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裡？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三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麼，“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裡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四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裡，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麼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裡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五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麼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麼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六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七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八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裡？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九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裡，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九個吧，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裡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歷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說“偽造文書”、“偽造檔案”，好像很難聽，但是社長，你能幫我想出別的可能來嗎？
我這樣問有點不禮貌，但細看貴報，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揚那次奇怪的“清查”外，還“採訪”了很多“證人”來“證明”我的“歷史”。但是這麼多“證人”，為什麼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為什麼一個也沒有采訪？這種事，總不能全賴到那個姓孫的人身上吧？
據一些熟悉那段歷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偽造，應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之後，他們匆忙銷燬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偽造來填補；第二次偽造，應該發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評審組組長一再否決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