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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就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形式。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縫勞動的有用性不在於造了衣服,從而造了人,【原文套用了德國諺語《Kleider machen Leute》,直譯是:“衣服造人”,轉義是:人靠衣裝。—譯者注】而在於造了一種物體,使人們能看出它是價值,因而是與物化在麻布價值內的勞動毫無區別的那種勞動的凝結。要造這樣一面反映價值的鏡子,縫勞動本身就必須只是反映它作為人類勞動的這種抽象屬性。 縫的形式同織的形式一樣,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因此,二者都具有人類勞動的一般屬性,因而在一定的情況下,比如在價值的生產上,就可以只從這個角度來考察。這並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上事情卻反過來了。例如,為了表明織不是在它作為織這個具體形式上,而是在它作為人類勞動這個一般屬性上形成麻布的價值,我們就要把縫這種製造麻布的等價物的具體勞動,作為抽象人類勞動的可以捉摸的實現形式與織相對立。 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 既然這種具體勞動,即縫,只是當作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它也就具有與別種勞動即麻布中包含的勞動等同的形式,因而,儘管它同其他一切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私人勞動,但終究是直接社會形式上的勞動。正因為這樣,它才表現在一種能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產品上。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位偉大的研究家,等價形式的後兩個特點就會更容易瞭解。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他就是亞里士多德。 首先,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貨幣形式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一種商品的價值透過任何別一種商品來表現—的進一步發展的形態,因為他說:
“5張床=1間屋” “無異於”: “5張床=若干貨幣”。
其次,他看到:包含著這個價值表現的價值關係本身,要求屋必須在質上與床等同,這兩種感覺上不同的物,如果沒有這種本質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為可通約的量而互相發生關係。他說:“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來了,沒有對價值形式作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