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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龍發 譯
像前輩們那樣,看來在今後幾年裡我必須再次專心致志地回憶孩提時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說是種懲罰,還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對自己的講述才能作一番懷疑,並加以彌補。說故事要有聽眾,講故事的人要有勇氣。你面對的是一群聽眾,與他們共處一地,其間有個習慣、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這時你得拿出勇氣來。青年時代我崇拜的(至今還愛戴和喜歡的)首先是講述那個塞爾特維拉故事的敘述大師。好長時間他幾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篤信自己和前輩們一樣也有這方面的天賦,每次講故事,也是與我的聽眾、讀者共處一鄉的,用他們和我一樣既熟悉又認識的樂器和歌譜為他們彈琴吟唱。雖然不像學校用的教科書和兒童看的連環畫那樣,道理淺顯易懂,但在我講的故事裡雖說光明和黑暗,喜悅和悲哀,善良和邪惡,有為和痛苦,有神論和無神論不那麼絕對和那麼涇渭分明地可以分開來,但其中不乏細膩動人之處,有心理的變化,特別是充滿幽默的情趣,什麼聽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麼故事那種展開、衝突、團圓一成不變的清一色情節套路,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講故事要像講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大師那樣講述;聆聽故事要像聽大師講故事那樣,給自己和聽眾帶來樂趣。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才慢慢地勉強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講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為講故事或多或少佔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閱歷,不是放棄講故事這個行當,就是決定不做一個講故事的好手,而去做個蹩腳的故事員。從講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紹《東方之旅》2,我講的東西越來越脫離美好的傳統。假使今天我再嘗試寫些簡短的個人的閱歷的話,一切創作技巧都會從我的手中溜掉,親身的經歷幾乎像幽靈那樣嘈雜、紛繁,難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認,近幾十年裡稱得上有分量的有價值的東西莫過於講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經使我懷疑和猶豫了起來。
卡爾弗拉丁文學校有幾個不太令人喜歡的班級。一天上午,我們學生正在做作業,過了一個很長的假期之後剛開學沒幾天,每個學生把自己父親簽過名的藍顏色的成績本子交給了老師。大家都還沒能適應如監獄般單調無聊的學習生活,這一點特別明顯。就連那位還不到四十歲的老師,在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學生眼裡看來,與其說情緒糟糕,倒不如說意志消沉。只見他在那把墊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著,面容蠟黃,躬著腰在看每一本成績手冊,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自從他年輕的妻子去世後,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塊。兒子的額頭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