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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說，孩童時的他總是覺得，開除英才學生，不但是一種不幸之事，同時也是一種不當之舉，是一種醜陋的汙點，而這種事情的發生，咎在整個卡斯達裡。我們認為，這就是學童時代的克尼克之所以在此類情況中感到驚慌和煩惱的根由。在卡斯達裡這個學區的範圍之外，另有一種與卡斯達裡及其規則背道而馳的生活之道，既不為卡斯達裡的體系所能接納，而卡斯達裡又無法加以馴服和提升。並且，不用說，他也知道他的心中也有這麼一個世界。並且，他也有與支配他的那些法則背道而馳的種種衝動、幻想，以及慾望，而對這些，他只有設法用苦功逐漸加以剋制。
他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些衝動，在其他許多學生心中，可能顯得十分強烈，以致衝破種種抑制而爆發出來，而使甘拜下風的學子背離卡斯達裡的英才天地，走進另一個只受本能支配而不受教養節制的世界。在力求卡斯達里美德的人看來，那個外在的世界，有時似乎是一種邪惡的地獄，有時似乎是一種誘惑的遊樂場和鬥技場。若干代以來，已有不少有良知的青年體驗了卡斯達裡規範的這種罪的觀念。而事隔多年之後，作了成年曆史學者的克尼克更加清楚地感到：如果沒有這種自我與本能的罪惡世界為其支援的實質和動力，歷史也就無從產生了，而像教會組織這樣崇高的造物，也是在此種濁流之中出生，遲早仍為濁流吞沒的產品。在克尼克的生活中，這就是支援一切強力活動、志趣，以及上進的基礎。對他而言，這並不只是一種理智上的問題而已。因為，它比其他的任何問題都更觸及他的最內自我，故而他感到他對它也有部分的責任。他的天性之一是，一旦見到他所信仰的理想或他所愛敬的國家、社會有了弊端，就會生病、憔悴，乃至死去。
我們沿著這條線索繼續上溯，來到克尼克初至華爾茲爾時期，他當學童的最後幾年，以及他與寄讀生戴山諾利相見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適當的地方做了詳細的描述。卡斯達裡理想的忠實追隨者，與來自俗世的普林涅奧所作的此種邂逅，不僅有其強烈而持久的影響，對於年輕的克尼克，亦有一種深切的象徵意義。因為，當時強加在他身上的那種艱難而又重大的任務，使他走上其後所走的道路，從表面看來，似乎完全出於偶然，但實際上與他整個的天性太切近了，致使我們情不自禁地要說他此後的生活，只是一再復演這個角色，且愈來愈能作完美的適應。不用說，他所擔任的這個角色，就是扮演卡斯達裡的代戰者兼代表人。事隔十年之後，他又不得不面對約可伯斯神父重演一次，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