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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弃而清议所不容者乎？然自光复已来，公然冒党人之名称，自跻于奔走御侮之列，畴昔潜吹密厉，犹虑人知，今则明目张胆，居然有莫予敢侮之慨。嗟夫，蓄封狼而欲其变为祥麟，植钩吻而冀其蔚成嘉卉，岂不难哉！岂不难哉！……苟其阴贼险很，惟知长恶遂非，而本无志于迁善改过，国家法律之力又且至为荏弱，不足以褫奸人之魄，而使其弭耳服从，彼其积虑处心久矣，不知法律之可畏矣。以如此之人，而欲其为吾驾驭，是直不啻扬汤止沸，萑苻之侣而责以拒盗贼、捍户庭也，欲天下之无事，胡可得耶？[96]
经过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上自袁、赵这样的政府大员，下至洪、应这样的低级官员，实际上并没有确立起严格遵循法律原则及组织程序的意识，权谋思维仍然主导着他们的头脑。荀子曰：“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97]袁、赵为了对付政敌，不惜任用洪、应这类人采取非法、阴谋手段，这就给二人做了极坏的示范，助长了二人为恶之念，无怪乎洪、应敢于为了私利，同时为了迎合袁的政治主张，胆大妄为，终至酿成杀宋惨剧，而袁、赵亦因此不为国人所谅。
宋案关键人物涉案情节既已厘清，各人最后结局，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杀宋既然造意于洪述祖，并唆使应夔丞实施，而非袁、赵或黄、陈幕后主使，则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赵或黄、陈灭口可能。洪在案发后便逃至青岛德国租界，不具备杀武条件。应党曾试图毒杀之，但以失败告终。故武士英最终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医尸检报告证实，武士英系死于急性肺炎。应夔丞始终误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他于事后要求政府为他和武士英“昭雪”，并跑到京城来邀功请赏。但对袁世凯而言，应口无遮拦，将会让外界误以为杀宋为其幕后主使。1914年1月19日，应在军政执法处两名警探的保护下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却在快到天津时被人刺死于车厢之中，最先发现他被刺死的正是那两名保护他的警探。这看似一桩无头案，其实答案早已明确。赵秉钧在宋案中涉案最浅，他与宋教仁被刺没有关系，而袁亦不曾主谋刺宋，因此并不存在袁为灭口毒杀赵秉钧之事。其实，赵吸食鸦片多年，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经过宋案一番折腾，健康每况愈下，任直隶都督后又日夜劳心费神于政事，不久便病故家中，医学检验报告证实赵死于“心脏神经痛或血栓”所致的“心衰”。王治馨是赵秉钧心腹，他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曾引起袁世凯不满，但他本人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