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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宋案證據者，皆未能看出其中玄機，後來研究者更對該“宣告文”視而不見。
需要說明的是，應夔丞的父親應文森在宋案發生時仍然在世。由於應文森、應夔丞父子多次在上海租界牽涉訟案，《申報》有不少關於其父子二人的報道，從光緒時期到民國初年，應文森的名字（包括幾個別名）在《申報》出現過300多次。如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1906年6月16日）《申報》提到“應文森、應桂馨父子訟案疊疊”，[312]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1909年9月24日）《申報》提到“應忠才即應文森”，[313]宣統二年三月十四日（1910年4月23日）《申報》提到“美商用人魏清濤與洋人祿區控應文森、應桂馨父子租地欠銀一案”。[314]另外，在上海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陳其美、于右任曾在應夔丞家住過，也認識應文森。[315]可能由於這些原因，應夔丞為了防止刺宋案萬一洩露，將其父牽連進去，因而在構造所謂“特別法庭”陪審員名字時，並沒有採用其父之名，而是採用了其祖之名。
“宣告文”暗藏玄機之二，在於其暗示殺宋主謀來自北京。
殺宋之意最初起自何人？案發當時各方較為一致的看法是起自應夔丞，根據是，宋教仁被刺前七天，即1913年3月13日，應夔丞曾在給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的信中有“若不去宋”一語。但如前所析，這種說法並不成立，因早在3月6日洪述祖函中，便已產生殺意，並唆使應夔丞“乘機下手”，造意殺宋者為洪述祖而非應夔丞。
從“宣告文”也可以看出，不論袁世凱、趙秉鈞、國民黨人，還是後來研究者，都犯了錯誤。因為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葉義衡”和“陪審員薛聖渡”等，就已經將宋教仁“判決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函發出早四天，恰在洪述祖3月6日函發出後三天。顯然，應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來函後才於3月9日決定殺宋。而且，由“葉義衡”（即應夔丞）自稱“特別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也可以看出，應夔丞背後另有主使之人，即有所謂“正主席、正法官”在。聯絡應夔丞在準備寄往各報館的裝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寫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緘”七字這一資訊，可知應夔丞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的“特別法庭”或“神聖裁判機關”，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這個名字當然也是虛構的，卻非憑空捏造，它實際上暗示殺宋是由“北京”決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則指“江蘇”。北京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