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娼妓 (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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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居安思危見，軍營並不可少，而營妓自然也是常規配製。於是一些“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官吏，便紛紛進入軍營，大嫖特嫖，而營妓的作用也就從“鼓舞士氣”，一變而為“孝敬官僚”。這就難免弄出許多“不像話”的事情來。比如地方官離任辦交接時，不但交割文書檔案、公物錢糧、風土人情、下屬情況、遺留問題等等，還交割妓女，真正荒謬之極。唐代有個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與一位名叫韶光的營妓感情甚好。但因營妓是“公物”，不好隨身帶走，只好在離任時交割，並作詩云：“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於戈問酒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誰知繼任吳國並不領情，答詩云：“曳屐優容日日嘆，須言達德倍仇瀾。韶光今已輸先著，領得賓珠掌內看”（嘆、看二字應讀作平聲），意思是還想要更好的。還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話，臨行時竟與營妓朱娘抱頭大哭，結果郡守李瞻很不以為然地說，這種賤人，想要就直說，哭什麼嘛！便讓杜晦把朱娘帶離了常州。
封疆大吏、方面之員，如此地嫖娼戀妓，實在是不成體統。更不成體統的是，不少官員將佐，還會因某位名妓而爭風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訴之長官，有的還鬧出人命案來。這種種劣跡弊端，既影響“政府形象”，又影響“安定團結”。所以到了宋，就開始進行限制，規定地方軍政長官，只許以官妓“歌舞佐酒”，不準“私侍枕蓆”。這樣一來，官妓就成了純粹的“陪酒女郎”，最關鍵的一陪被定為非法。由此，還鬧出許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無擇與官妓薛希濤私通，朱熹誣陷天台郡守唐仲友與營妓嚴蕊有染，一時鬧得沸反盈天。這兩個案子，終因妓女們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予處分，但事態之嚴重，也可見一斑。
然而，“花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營妓既可陪酒，後面的事就不大說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雖然也曾開設官辦妓院於乾道橋和武定橋兩處，但不久，便下令嚴禁官吏宿娼，違者重罰，據說定律為“罪亞殺人一等”，處分是相當重了。
朱元璋此舉，一則是為了總結前朝教訓，勵新圖治，二則也是為了維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為妓女等同賤民，官吏豈可與之“通同”？國家鼎鼐，子民父母，如果也與“下三濫”苟且奸宿，則尊嚴何在，體統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過，這種事情，從來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比方說，公然走進富樂院之類的妓館是不行的，卻無妨把妓女叫到酒樓飯店的“雅座”裡來陪酒；又比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