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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辭，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推斷。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
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裡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
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
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譏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沖沖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
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裡是否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彙集起來了——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
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