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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公主與騎士》（1919）和《星》（1919）及《離別以後》（1922），用帶韻律的散文寫的四部“交響曲”（《英雄交響曲》或《北方交響曲》、《戲劇交響曲》、《復返》和《暴風雪高腳杯》）（1903—1908），長篇小說《銀鴿》（1910）、《彼得堡》（1913—1914）、《莫斯科》（1926）和《頭面像》（1932）等。這些不同樣式、體裁的作品，有的寫中世紀社會，有的屬於宗教傳說故事，有的表現古代歐洲，有的講過去和當前的俄羅斯生活，取材極為廣泛，多采用象徵性形象和奇特的手法表達作者對種種悲劇黑暗現象的不滿和哀傷及對真善美理想境界的憧憬和追求，同時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對人生的神秘主義觀點。他還發表文藝論著《象徵主義者》（1910）和《為什麼我成了個象徵主義者》（1928）等，編輯出版象徵主義雜誌《幻想者札記》（1919—1922）等，長期系統宣傳象徵主義文藝思想。和勃洛克、勃留索夫一起，安德列·別雷被認為是當時俄羅斯文壇上象徵主義流派的三主將之一。他晚年出版的回憶錄《在兩個世紀的交接點上》（1930）、《世紀之初》（1933）和《兩次革命之間》（1934），是關於二十世紀頭三十年裡歐洲和俄國象徵主義文學運動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特別是長篇小說《彼得堡》，問世後著實走紅了好長一陣子。蘇維埃政權初年根據小說故事改編的同名話劇，搬上舞臺後曾經吸引了政府主管文化和文學藝術的人民委員盧納察爾斯基的興趣和注意。經作者本人修改、刪節後於1922年由柏林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在俄羅斯及蘇聯國內多次再版。當時甚至出現過一股“《彼得堡》熱”，不少作家因模仿它出了名。就連一直自感同作者“格格不入”的高爾基也承認自己“讚賞安德列·別雷的作品所表現的緊張和獨創性”。2
但是，從安德列·別雷逝世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他的包括《彼得堡》在內的全部創作漸漸變得不受重視和被冷落了。起初，是因為1935年蘇聯政府“批准”確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3，而他始終屬於不按照“基本方法”進行創作的作家之列。後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安德列·別雷和許多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一起被當局作為“頹廢派”或甚至“政治上和藝術上反動的矇昧主義與叛變行為的代表者”4遭到公開的點名批判。這樣，他在革命前及蘇維埃政權初期曾經風靡了整二十年的著
